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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记历史——专访抗战老兵、原绥芬河卫生检疫所副所长祁建洲
发布时间:2017-03-30   作者:佚名   阅读:   字体:  

别忘记历史

——专访抗战老兵、原绥芬河卫生检疫所副所长祁建洲

国门时报记者 袁 震 通讯员 刘永胜 范东辉

 527日,本报采访组奔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作为本系列采访活动的第一站,走近抗战老兵、原绥芬河卫生检疫所副所长祁建洲老人,进行了专访。

    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边陲名城绥芬河生机盎然。

    528日,本报采访组在黑龙江绥芬河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张嵩和该局人事科、政工科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祁建洲老人家中。

作为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年过九旬的祁建洲老人一直深受后辈人的尊敬与仰慕。历经岁月的沧桑与世事的变迁,老人早已无比笃定从容,诸事淡然,释怀于胸。然而,当我们向他询问起当年抗日战场上的经历时,老人原本平静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兴奋与自豪的神情:“我是晋察冀三纵队七旅二十一团四十四区队卫生员!”老人大声说道,不假思索,吐字清楚,铿锵有力,对自己的部队及番号刻骨铭心。

战争的炮火声损伤了老人的耳膜,降低了他的听力,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那场战争的记忆。借着助听器与夫人兼战友宋品的帮助,老人爽快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引领我们一起走进了他所经历的那段难以忘怀的戎马岁月。

    铁蹄之下

    冀中平原束鹿县(现辛集市)最南端的王口村,是祁建洲的家乡。这个当时拥有1200多户的大村庄,有着制作鞭炮的传统,村民们很多都是技艺高超的“能人”。每年春节后,村里的各鞭炮作坊会举办烟火赛,邻村的人都会被吸引来观看。火树银花,灿烂辉煌,那样的夜空,曾是祁建洲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王口村村民性情淳朴,热爱生活,凭着他们的辛勤劳动,村里店铺兴隆,市肆热闹,一派繁荣景象。“每年的一、二、五、十月都有庙会,搭舞台,唱大戏,一唱就是五天或七天。”提起那段日子,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曾以为,这样幸福而平静的日子会一直下去。

    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日军进犯,国军败退,在北平、天津做买卖的村民逃了回来,一并来到的还有被打败的国民党散兵和前线不断失利的消息。散兵如同土匪,在村中要吃要喝,抢劫作恶,使村庄陷入了混乱。因为对日军的惧怕,很多人收拾细软,逃亡外地,而留下的人,也是终日惶惶,躲在家中不敢出门,曾经的繁荣被日本侵略者葬送。

    9月的一天,一个大队的日本兵来了。”祁建洲老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低沉着声音回忆起那段噩梦般的经历。那一天,日本兵从王口村穿村而过,飞机在天上盘旋,不时投下炸弹。有人被炸死,也有人被炸伤。一部分日本兵在村中停留下来休息,毫无忌惮地肆意横行,闯进村民家中抢劫财物,杀猪宰鸡,找不到柴火做饭就直接拆门卸窗,一村百姓尽遭荼毒。

    短短的两个多小时,王口村死了7人,伤了3人,有四五名妇女被强奸,40余间房屋被烧毁,近200名村民被抓。日军的滔天罪行,在祁建洲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心中埋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日本兵离开村庄后,继续去追打中国的军队,抢占中国的土地,但是王口村却没有因此而获得片刻清净。无数高举抗日旗号的杂牌军队一涌而出,但他们却并不是人民真正的救星。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吃老百姓的,拿老百姓的,却没有真正抗日的。每当有日军要来的消息,他们往往会率先跑开。

    祁建洲老人继续回忆道,直到1938年,八路军来到了王口村,村民们才真正看到了抗日的希望。“贺龙的一二零师、吕正操的冀中部队,在河间县一下就消灭了1500多个日本鬼子。”八路军胜利的消息传来,村民们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清楚地看到,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八路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损物赔偿,说话和气,住哪家都要帮助打扫卫生、做农活,不像其他那些混吃混喝的杂牌军。”八路军的作风深深感染了少年时的祁建洲。

    1941年的一天,主张抗日救亡的村小学的徐校长带来了消息:八路军正在招收医训班学员。时年16岁的祁建洲是儿童团的中队长,平时热衷于抗日政策宣传,这个消息让他萌生了参军的念头。“离我们村13里,有一个日军据点,鬼子经常出来扫荡,白天来抢东西、烧房子,晚上不敢进村,就在村外放毒。我家就住在村子西南角,敌人来了首当其冲。我想,与其在家等死,不如参军打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祁建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他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于是,16岁的祁建洲告别了母亲与兄嫂,与同学一起赶到县里,找到正在训练的部队,要求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让他铭记一生的军旅生涯。

    血染戎装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与训练,祁建洲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在部队中的职务是卫生员。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军医不同,那个年代的卫生员,既要救护伤员,又要持枪上阵杀敌。

“冲锋的时候我们紧跟在后面,撤退的时候我们也要跟随在后面。”老人说,为了抢救战斗中受伤的战友,不落下一人,卫生员必须最后撤退,并护送伤员撤离,伤病员的转移速度远远赶不上大部队,这无疑使他们护送伤员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卫生队的伤亡是很大的。我在训练队里的很多同学,都死在了救护伤员的现场。”老人说。

背着受伤的战友撤离战场,敌人的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这样的体验,对于祁建洲和他的卫生员战友而言,都是家常便饭。

让祁建洲老人刻骨铭心的是,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已经撤下,但有一位负伤的战友无法自行撤退下来,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祁建洲穿过枪林弹雨,返回到战友身边,拼尽全身力气,将战友背到了自己的背上,用最快的速度向安全地带撤离。一步、两步……祁建洲咬紧牙关,眼看就要到达安全地带,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背上的战友没有了动静,祁建洲再也感受不到战友的心跳,所能感到的只有一片流动的湿热。他不用看也知道,那是战友的鲜血。

谈及那段经历,老人闭上了眼睛,摇头叹息了良久。

身为军人,身经百战的祁建洲对于死亡早已不再惧怕,但是作为一名卫生员,眼看着亲手救治的伤员最终死在自己面前,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感受:有痛失战友的悲愤,也有对侵略者的痛恨,更有对死亡的无奈。

祁建洲老人谈到,抗战期间,他的军装上总是血迹斑斑,而这些鲜血都来自他的战友。“有伤员,我们身上就有血。”祁建洲老人还告诉记者,在部队里,卫生员是最好辨别的,因为他们的衣服上总会有血迹。部队战士的棉衣通常会请当地的妇女帮忙拆洗,但是很少人愿意拆洗他的衣服,因为血太多,女人们觉得害怕。

除了救治战斗中的外伤,疾病也是卫生员的大敌。如霍乱之类的传染性疾病,曾给祁建洲所在的连队带来极大的影响。祁建洲坦言,抗日时期,缺医少药,部队里的绷带纱布往往都是洗了又洗,有时会把衣服撕了当绷带。祁建洲和他的卫生员战友们常常要自己上山采药、配药,很多时候因为缺少对症的药物,他们不得已只好使用一些土办法来治疗,比如遇到肠炎没有药,他们就将大饼子烧糊用擀面杖压成炭末来治。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在与日军周旋的同时,救助了不计其数的伤病员与百姓。

19458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祁建洲与他的战友们的戎马岁月却并未因此而结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祁建洲继续穿行在枪林弹雨之间,舍生忘死,救助着伤员。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老人认为,这是军民齐心合力的结果,胜利的取得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

铭记历史

随着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凯旋归来,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年代。载誉而归的祁建洲告别了战场,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我国军事医疗卫生事业中。1953年,祁建洲被调至天津第11军医学校及齐齐哈尔第11军医学校任学员队班主任。

长期与伤病和死亡打交道的祁建洲,比任何人都深知先进的医疗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战场实践,祁建洲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医疗经验,而在和平年代,使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发挥作用的最有效途经,莫过于将之传授给更多的人。1957年,祁建洲被调任解放军第11军医学校附属护校任队长。1958年,军医学校集体转业到地方,祁建洲任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卫校主任,还被学校评为劳动模范。

1959年的一天,祁建洲突然接到了院部让他调动工作的通知。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院部,见到副书记,他乐呵呵地跟我说,省卫生厅要调一名同志去临近苏联远东边境的绥芬河建立卫生检疫所,中苏边境的卫生防疫工作涉及对外事务,校党委研究认为我比较合适,要调我去做这个所长。”对于当时的情景,老人记得清清楚楚。考虑到自己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祁建洲很担心自己胜任不了这个工作,很怕“给国家丢脸”。但是省厅却认为,有着18年军医生涯的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祁建洲服从了组织的派遣,与另外两名同事一同奔赴绥芬河,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着手共同担负起一项新的使命……

 1959年,祁建洲调黑龙江绥芬河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绥芬河卫生检疫所任副所长,至1986年离休。”在一篇介绍祁建洲的材料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在这简单的叙述背后,是老人与几位同志近30年含辛茹苦地默默工作。正是他们的付出,奠定了绥芬河出入境卫生检疫工作的基础。

而今,老人离休已近30年。这些年里,他常常会被邀请去参加各种抗战纪念活动,而老人也很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后辈人了解那段历史、铭记那段历史。

“年轻一代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却历史,忘却历史等于背叛。”在采访过程中,祁建洲老人多次重复这句话,每次提起,脸上都充满了凝重而激动的神情。

在老人家客厅墙壁的醒目位置上,挂着几幅他与前苏联二战老兵在纪念抗战活动中的合影。老人似乎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每一位来访者: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却历史。

因为年事已高,祁建洲老人的行动已不甚便利,更多时间只能待在家中。但是,他却依然关心着时事,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国家出台了惠民的政策或国家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都会忍不住鼓掌叫好。

说起时下争议颇多的“抗日神剧”,老人摇头苦笑,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些都是假的,真的打仗可不是那个样子。当年日本人可没有冲锋枪、狙击枪,部队里也没有那么多女性。”老人很担心这样的影视剧会误导年轻一代,会让后辈人无法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无论什么时候,年轻一代都要铭记这段历史。”祁建洲老人向我们着重强调道。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采访组与祁建洲老人的很多交流,都是在他的夫人宋品协助下完成的。这位祖籍河北饶阳的烈士女儿,14岁就参了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1951年,她被调至华北军区卫生部,当过保育员、卫生员,后在组织的撮合下,与祁建洲喜结连理。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宋品老人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祁建洲老人的心思。在祁建洲老人听力有障碍的情况下,她用一种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交流方式,在采访组与老人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采访结束前,应采访组的请求,祁建洲老人用颤抖而有力的手,在他的《战争年代回忆录》扉页上,写下了他对年轻一代厚重的嘱托:别忘记历史,落后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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